文家四代史() (第2/3页)

道他脑子里还残留着文青蒹笑着踩水的样子。

    他埋头搬货，一下一下，一袋一袋，汗顺着腰线流进裤头，他告诉自己，不能再想了。

    可每当风吹来，他似乎还是能闻见一点点她的味道——那种海风、阳光、皮肤、少女混合出来的香气。

    那香气，像毒。

    **

    文青蒹把单车推回店侧的巷口，停进旧铁门旁的空隙里。链条有点松，车铃一碰就叮当响一声，她回头看了眼，笑了笑，用手轻轻拍了一下铃，像安抚什么小动物似的。

    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她探头进去，厨房那头传来母亲袁梅熟悉的回应声：“饭在锅里，你去楼上换衣服，晚点下来帮我切点水果！”

    她应了一声，把鞋脱在一楼楼梯口。

    “苹果mama小食堂”的招牌在昏黄的街灯下泛着一点橘光，老招牌的字看着很精神，是年初刚刚刷过的漆，小食堂的名字来源于她的英文名“Pomme”——法语里“苹果”的意思，据说她出生时是张苹果脸，爸爸给她就取了这个名字，后来mama开了餐馆，就自然变成了“苹果mama小食堂”。

    从大陆搬来澎湖时她只有十岁。那时的她，不明白跨过海峡意味着什么，只觉得那个冬天特别冷，冷得连鼻涕都是冰的。而当他们终于抵达这座陌生海岛时，曾祖父文思淼穿着旧军装，在码头迎接他们，眼角全是泪。

    文思淼曾是国军团级干部，退役后一直住在澎湖，孤身一人，开着那间复印店。他年轻时随着军队从沈阳撤来台湾，把原配妻子与独子文自杭留在大陆，从此天各一方。

    文自杭是青蒹的爷爷，但他和奶奶没能活到自己孙女出世的那一年。

    青蒹见过爷爷奶奶的照片。不是正式挂在墙上的遗像，而是夹在一本破旧相册里的几张黑白小方片。爷爷年轻时眉骨高，穿中山装，腰挺得笔直；奶奶的五官不算出众，可有种让人一看就安静下来的气质，像是站在灶台边也能让人联想到诗句。

    她听父亲说过，他们的故事。

    文自杭是沈阳大学的古典文学讲师，教《诗经》和《左传》，家里藏书一整面墙，隶书写得极好，报社和学校常请他题字。奶奶出身一般，却读得一手好账本，在缝补队是有名的巧手。

    他们的婚姻没有媒人，也没有彩礼，是抗战胜利后的夏天，两人一起在校门口看了一场露天电影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后，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。

    第一胎是女儿，名叫文心琴，琴瑟和鸣之意。

    第二胎是儿子，也就是文青蒹的父亲，名叫文昱——“日光照水，愿他心明如镜”。

    可到了1966年，一切都被撕碎了。

    文自杭因为“历史问题”、因为有个在台湾的父亲、因为讲授“封建文化”而被批斗、被抄家、被挂牌、被游街。

    他不愿烧书，被强行拉着烧掉了两箱旧藏，一夜白头。

    他不肯认错，被十几个学生围着推搡辱骂，嘴角被撕裂，吐血。

    文昱那年才七岁，还不懂得仇恨，却已经学会了沉默。

    而她的奶奶——本来身体就弱，被单位停职在家，又因“成分复杂”遭到批斗。有一次，在楼下开批斗会，她被点名上台发言，说了两句“丈夫是好人”就被打了耳光。

    三天后，她突然晕倒在厨房里，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心跳。

    那年冬天，奶奶才三十六岁。

    没有追悼会，没有挽联，连一张照片都不敢挂。

    她的死，被记录为“高血压引发的急性猝死”。

    文昱抱着母亲的旧围裙，缩在床下，整整一夜没说话。

    文自杭坐在墙角，拿着一根铅笔，一页纸一页纸地写悼词——最后全撕了。

    他再也没有娶，也再没有登过讲台。

    文青蒹记得，父亲曾在喝醉后，对她说过一句：

    “我爸一辈子讲的是忠孝节义，结果活成了哑巴。”

    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是文自杭逼着儿子去考。

    那天他披着雪回来，把人民日报摊在桌上，冷得嘴唇发紫，却对文昱说：

    “你去，替你妈走出这条路。”

    文昱考上了，他是学校里第一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学生。沈阳工学院机械工程系，毕业后分配进国家重型设备制造厂，穿白工服，戴眼镜，一口标准普通话，说话总带着“工程师的严谨”。

    刚进厂时，父亲的办公室桌上有一本《自动化结构力学》，还有一瓶墨绿色的钢笔水。他告诉青蒹：“要学会一笔一画地做人。”

    那时候他风光过。拿过奖，评过优，站在机器旁讲解给省里干部听，还上过电视短片。

    可文青蒹记得，转折是在1992年之后。

    那年春节前，厂里开始传出风声，说“体制改革”“优化结构”，她父亲最初不信，认为“国企不会随便砍技术骨干”。结果很快，车间主任换了几批，工会主任自己偷偷外包出去开五金厂。

    她还记得那年夏天，父亲一次醉酒回家，脸红得像煤火，推门就吼：“他们一边叫我们转型，一边把我们像烂铁一样扔掉！我三十几年书白念了是不是？”

    再后来，他成